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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山深处“老县长”——记共产党员、独龙族的“带头人”高德荣
发布作者:新华网   发布时间:2014-12-21  查看383次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清晨,“老县长”披衣出门,环顾寨子。

  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每天起床,先出门看看寨子上空的炊烟。

  云雾在群山间缭绕,山峰仿佛飘在空中。江水轻唱着向南奔去,水色透碧如玉。

  独龙江美,独龙人勤劳。

  39年来,为了尊严和梦想,他带领独龙族的乡亲们不懈奋斗,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,在兄弟民族的支持下,把一个封闭、贫穷、落后的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领进了21世纪。

  他今年已满60岁,已经退休。但是,为家乡发展的这颗心,从没退休。

  性情

  说起“老县长”,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,几乎无人不晓。一位外地来的诗人写道:“你的故事,街边的补鞋匠也能讲上几段。”

  然而,记者日前在独龙江边见到他时,丝毫没有感到诗意。

  身高不到1米6,肤色黝黑,笑容憨厚,眼里透着几分精明,不主动看人,衣着举止土气。别说“县长”,看上去顶多是个“乡长”。

  可他确实当过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,而且在7年前当选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副厅级,独龙人里最大的官。

  之所以称他“老县长”,据当地干部讲,这样亲切,他喜欢听。

  “今天要谈,就谈民族发展问题,其他一概不谈。”坐在桌子旁,他开门见山,调子很高,没有表情,空气中浮着一丝冷淡。

  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稳宜金介绍,“老县长”不让宣传他,只是为了让独龙江引起更多关注,获得外界帮助支持,才勉强答应“配合”。

  独龙江逶迤奔流,在巍峨的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脉之间,冲出一条深谷。江边狭小的河滩台地和山腰上,居住着古老神秘的独龙族。千百年来,这里的氏族部落刀耕火种、结绳记事、住茅草房,女子纹面,山外人称其为“俅人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2年,才有正式的族称--独龙族,原始山民一步跨入社会主义。

  目前,独龙族在全国约有7000人,其中4300多人聚居在独龙江乡。

  大山阻塞、景色秀丽、农耕渔猎、鸡犬相闻,多么像世外桃源!可是,奇绝风光,常在徐霞客笔下的“险远”之地。寒冷多雨,苞谷低产,独龙人生活困难,至今仍有一些人在吃救济和低保。

  所谓现代物流,在这里还是神话。1964年,政府在高黎贡山上开出一条人马驿道;直到15年前,才修起连通外界的盘山公路。至今,独龙江乡每年仍有大半年时间大雪封山,形同“孤岛”。这期间,独龙人最怕得重病,有些妇女连怀孕都要算计时间。

  “独龙族发展不起来,把我宣传得再好,我也没面子。”他看着记者的眼睛,认真地说。

  在后来的接触中,记者感到,他把“面子”看得很重很重。

  “戴着落后的帽子,很不光彩。没有共产党,没有兄弟民族,就没有独龙族的今天。”

  “一个民族,必须对国家和兄弟民族有贡献。老是伸手,抬不起头。”

  据当地干部讲,“老县长”虽然把独龙族的落后挂在嘴边,但别人不能提,听了他会生气。

  记者小心翼翼,生怕哪惹着他而中断采访,但他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。他用“滇普”或独龙语与人谈事,采访还是不时被打断。后来,他干脆站起来,不辞而别。见记者跟进里屋,有些愠色:“采访到此结束。”

  记者看他往手上倒了好多种中药和西药,一仰脖全吞进嘴里,正想劝他这样吃药不好,他转脸嘿嘿一笑,幽默了一把:“没事,这叫中西医结合。”

  稳宜金是白族干部,和“老县长”在贡山县班子里共事多年,双方引为至交。他安慰记者:“他是有点‘硌’,有时和我们吵得凶,但只要是工作,他回头会表示友好,会主动找你开玩笑。”

  “老县长”名叫高德荣,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,代表独龙族到北京开过会。

  记者很想搞清楚,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威望?

  听说当天记者恰巧生日,他立刻变得友善起来,吩咐老伴去自家池里捞两条鱼。“你远道来,按独龙族风俗,晚上为你庆生,咱喝两杯。”看着记者,目光温暖。

  大山里的人,心眼直,也很热。

  归根

  “辞官”回乡,人们一般只是想想说说而已,但高德荣真这么干了。

  也不是彻底不想当官。方便为群众做事、有利于地方发展,官还是会当的,只是不想要当官的派头、地位和待遇。

  2006年,高德荣从贡山县县长任上,当选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到州府六库上班的第一天,他就把办公室钥匙交了出来,向组织提出回独龙江乡工作。

  “独龙族同胞还没脱贫,让我把办公室搬到独龙江去吧!”他申请说。

  后来,他争取到了兼任州委独龙江帮扶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差事。7年前的一个夏日,时年53岁的他回到独龙江。

  办公室就是他在江边简陋的家。退休的老伴也跟来了,成了“‘老县长办’的勤杂人员”。

  他从不喜欢待在办公室,就喜欢下乡。路上、寨子里、火塘边、工地上、树荫下,都是他的办公场所。

  “官已经当到头了。我如果连几千人的事都管不好,怎么好意思去当更大的官”;

  “独龙族人口再少,也是祖国大家庭里的一员。独龙族贫穷落后,我对不起党和政府,对不起百姓,也对不起自己”

  ……

  话听上去有些耳熟,但结合他“人往低处走”的做事风格,感觉真诚。

  外地人可能不清楚,州府六库现在还不通飞机、铁路,怒江州是全国最边远的地州之一,而独龙江乡又是怒江州最边远的乡。

  从六库去贡山县城,沿着怒江边狭窄的公路,开车最快也得6小时,弯弯曲曲的公路容易让人晕车;再从县城去独龙江乡,要翻越海拔3300多米的高黎贡山垭口,开车最快也得4个小时,其中要经过约23公里的盘山“搓板路”,颠得让人胃痛。封山期间彻底不通车。

  独龙江闭塞,过去交通靠走,传递消息靠火炮。天气阴冷潮湿,蚊虫多,旱蚂蟥吸血吃个饱。以前物资匮乏,苞谷不够吃,要挖野菜补充。“老县长”的身高,或许与他年少时营养不良有关。

  相比独龙江,六库可是个“超大都市”。但走出去的人,很少有回头的。在六库站住脚跟,是山里人的梦想,甚至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。

  “老县长”不看重这些。

  年轻时,他已有过一次主动返乡工作的经历。

  18岁那年,高德荣考上怒江州师范学校,背着行囊踏上人马驿道,走出大山,人生大道从此在脚下铺开。1975年,毕业留校,走上校团委书记岗位。意气风发的年轻人,前程似锦。

  然而工作4年后,他递交了一份申请,请求调回独龙江乡教书。

  “一个民族要发展,没有文化不行。我受党的培养,读了书、明了理,独龙江需要我,所以我就要求回来了。”“老县长”解释道。

  那次回乡,在乡里一“猫”就是10多年。教书育人、异常清苦。后来,基层工作急需有文化、情况熟的少数民族干部,根据组织安排,高德荣又走上了“仕途”。

  “在独龙江苦不苦?”“我的幸福指数很高啊!”他咧嘴笑道:“在这里我心里很踏实、很舒服。看到民族进步,我就快乐幸福!”

  一个人如果有坚定的信念,就会有坚持的理由。由此,会变得坚忍、执着、独立、无畏。

  “官当得够大了,如果不为人民做点事,活着的时候群众不要你,死了以后,马克思也不要你。”他说。

  看着这位特立独行、像农民一样的老人,记者不由从心底生出几分尊敬来。

  老家是“根”,老乡也是“根”。“老县长”脸上的皱纹,有点像高黎贡山上的珍稀植物大树杜鹃,树皮斑驳,但这种树树形苍劲,根扎得很深,花朵绚丽。

  火塘

  独龙人家的“客厅”里,有一个火塘,大家围坐着烤火、说话、喝茶,有时还会喝点自酿的酒。火焰跳跃,水壶“吱吱”冒着热气。

  “老县长”喜欢看火苗。家乡,就是这种柴火燃烧时散发出的暖暖的、有点呛人的味道。

  “冬天,我们独龙人就烤火。”他邀请记者到他家坐火塘,只见他不时添柴火,给水壶续水,拨旺火苗。

  在迪政当村雄当小组李文仕家的火塘边,“老县长”也不时地往火塘里添柴火。

  “还有什么困难?发展上有什么想法?”

  “吃的穿的都有,明年还想多种点草果。”

  迪政当村离乡政府约30公里。年近七旬的李文仕说,“老县长”经常来,一来就一家一家看,坐东家火塘,看西家牛圈。最偏僻的人家,他都要去,大家都熟悉他,他也熟悉大家。

  “老县长”不仅关心群众脱贫致富,也挂念群众眼前的实际困难。

  一次,又要下乡。驾驶员把车子发动,等待他上车。“老县长”却搓着手,来回走。后来,他一副打定主意的样子,对屋里的老伴马秀英喊道:“老婆子,没钱了,给拿点钱。”

  马秀英知道这钱又要送给困难群众,一边拿钱一边嗔怪道:“你是为大家挣工资哩。”

  在同事们的印象里,“老县长”的工资大部分用在了接济群众。每次下乡,汽车后备箱里都装着给困难户的大米、油和腊肉等。每送到一家,他都会说:“这些东西和钱,不是我老高送的,是共产党关心我们少数民族,上级让我送来的。”

  “我们全家都是拿工资的,我家脱贫了,但独龙族还没脱贫。”“老县长”说。

  “有空慰问群众,就是没空‘慰问’一下家人,陪陪我们。”女儿高迎春说。

  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高德荣并没有去张罗。他老早就说,婚礼的事必须靠自己,不准大操大办,不准以父母名义请客。

  儿子高黎明在贡山县考公务员,连考3年才考上。有人说你父亲是州领导,给你安排个工作不难吧。但“老县长”只说了一句话:“好好用功,多看看书。”

  后来,高黎明结婚前带未婚妻去昆明拍婚纱照,当时知道父亲也要去昆明,可犹豫再三,还是没敢开口提出搭车,而是挤了一天长途汽车去省城,拍完照又坐长途汽车回来。

  在贡山县城有一幢破旧的四层老楼,高德荣的家就在其中的一套单元房里。面积约46平方米,家具老旧,屋里没有卫生间。不是亲眼所见,记者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厅级干部的家。

  多年来,高德荣一家就住在这里。它也是独龙江乡亲到县城办事、读书的“接待站”。高迎春告诉记者,屋里有时打地铺睡十几个人,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高黎明一家还住在里面。

  州里多次提议在贡山县城给“老县长”调大点的房子,但他坚辞,也没拿过补贴。“贡山穷,住房紧。我又不是什么金贵人,住习惯了,让别的同志先改善吧。”即使到州里工作,他也没要六库的房子。

  他极不愿意谈自身经历和家事,每当记者提起家里人对他的看法时,他总是用“对家人是应该好一点”之类的话搪塞过去。但对老百姓好,他不含糊。

  2005年冬,贡山暴雪。2月18日,他带工作组沿独龙江公路察看各村灾情,到半道时,雪崩路断。高德荣说:“看来路一时无法抢通,双拉娃村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,干等不行,走着去,今天无论如何要赶到。”

  在深雪里蹚了三个多小时,天擦黑时,一行人终于抵达双拉娃村。刚到村口,就听见有人喊:“县长带人来了!县长带人来了!”

  乡亲们闻声,纷纷跑出家门,不少人拉着高德荣的手哭了。

  独龙人家的火塘,给人暖暖的感觉。“老县长”就像长辈,和他一起,也有这种感觉。

  心念

  大山能遮挡人的视线,但遮不住人的眼界。在他看来,独龙人要追赶,“远”靠教育,“近”靠产业。

  他的睿智和兴奋点,从他的眼神里就能感受到。

  “独龙族再不能出文盲和穷人了。”一提起教育,他话就多。

  “独龙族必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,要具备和外界交流的能力,不然即使脱了贫,迟早会返贫。”

  第一次回乡工作时,他就在母校巴坡小学教书。

  上世纪70年代食品配给不足,加上缺衣少穿,每年都有一些学生辍学。为留住学生,每年封山后,他都会冒着严寒,天天跑到乡物资调配员那里软磨硬泡,只为给学生争取十斤肉。看着学生们吃肉,他却在一旁悄悄抹泪。

  当乡长后,高德荣一心惦记村民子女的教育。

  他曾特地赶到迪政当村一户困难群众家里,掏出两百元钱递给男主人,说:“生活困难是暂时的,孩子没文化是一辈子的,要让娃儿读书。”又走到孩子面前,掏出自己仅有的一支钢笔递给他:“娃儿,这支笔送给你,好好读书,将来走出独龙江。”

  这个男孩接过笔,紧紧攥在手里。转眼20多年过去了,他已成家立业,在贡山县城参加了工作。当年的那个下午,他记了20多年。

  阿利英,一户村民的大女儿,读小学二年级时因贫辍学。高德荣知道后,资助了她家一笔生活费,孩子复课以后,还不时接济这个家庭,勉励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读书,将来好走出独龙江。现在,阿利英已读完初中,她最大的梦想是以后考上大学,对得起“老县长”。

  当地干部说,“老县长”是一个“矛盾体”,总是鼓励别人走出独龙江,而自己却往独龙江钻。

  在高德荣和当地干部努力下,在外界关心支持下,独龙江乡教学基础设施不断改善,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,适龄儿童入学率100%。

  一说起发展民族产业,“老县长”话更多。

  “独龙人不能靠挖石头、砍树致富,不能破坏这片青山绿水,它属于国家。光种苞谷也解决不了问题,要搞符合地方实际的产业。”

  独龙江峡谷沟壑纵横,森林覆盖率达97%,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  什么才是他说的产业呢?经过反复考察,他盯上了一个当地从没种过的产品--草果。

  草果是一种调味料,贴地生长,喜阴,适合在林下种植,易成活,少病害,好管理。现在产地收购价每公斤10元左右,群众在房前屋后、河边山上、草间树下大规模种植,有的人家一年收入达十几万元,祖祖辈辈没见过这么多钱。

  撼观念难于撼山。曾经,一些村民不相信这种红彤彤的小果子能发家。为此,“老县长”第一个“吃螃蟹”。

  “做一堆计划,不如做一件实事。”在离乡政府几公里远的独龙江畔,他建了个培训基地,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“宝贝”。他自己育草果苗,一边试种,一边请专家指导,先取得经验。

  如何推广,他有两招:一是经常杀猪宰羊,免费提供吃住,吸引村民来学;二是送苗。

  巴坡村的木利光55岁,种草果5年。他回忆说,自己年龄大些,学得慢,去“老县长”的基地学了10多次,还拿回许多苗。“有这样的好事,我们当然感激他。”木利光说。

  在高德荣等的推动下,独龙江乡的草果种植面积已逾4万亩。乡里的第一个企业--草果烘焙厂也已建成投产,开始向深加工要利润。

  现在,重楼、中蜂、独龙牛、独龙鸡、漆树、蔬菜等一批特色生态种植养殖项目在独龙江边发展壮大。

  “老县长”越说越兴奋:“以后要建‘绿色银行’,独龙人需用钱,都到山上取。”

  他畅想,独龙江生态好,今后在保护的前提下,发展生态旅游业,也就是“有品位的旅游业。”

  “加快独龙族产业发展再也等不得了。”他一挥手,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!”

  尊严

  今年4月10日,天刚放亮,“老县长”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招呼大伙上山采野杜鹃花。因为这天是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实施“最后一爆”的日子。

  “轰隆隆”的炮声响起,中午时分,隧道全线贯通。在欢呼声中,“老县长”灿烂地笑着,把一束束杜鹃花插在工程建设者胸前的口袋里。

  这一天,“老县长”和独龙江人等了很久,也努力了很久。

  要冲破大雪封山,办法就是在高山雪线以下,在较低海拔处打一条长6.68公里的隧道,并对通乡公路进行升级改造,使路面避开冰雪困扰。

  独龙江穷,贡山县财政也很困难,只能靠国家和各级各部门支持。为此,他没少奔波,一有机会就呼吁。

  “我坚守独龙江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在现场,这样我说的话别人会信。”

  与贡山县、独龙江乡和独龙族同胞生产生活方面有关的项目,他从来都是“壮着胆子、厚着脸皮”,上省城、跑北京。有一次,在北京一主管部门的办公室里,一连“泡”了7天。

  他的逻辑是,国家那么大,怒江、独龙江那么远那么小,上级很难了解真实情况,向上反映情况是当干部的职责。

  他的另一个逻辑是,党和政府、全国人民关心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,少数民族自己也要争气,把生产搞好,加快发展,不掉队,不拖后腿,不给国家抹黑,用行动来表达感恩。

  如今,独龙江通村公路通了,桥架起来了,移动通信、广播电视、卫生院、中心校、银行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。全乡主干公路总里程已达140多公里。

  “老县长”不无得意地说,过去要跑完所有村组,步行要64天,现在开车只要1天,“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”。

  每当干部群众称赞他贡献大时,“老县长”总说:“不是我能干,是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好!”

  “老县长”坐不住,总在干这干那。他说:“人活着就要做事。不然生命没意义。”

  行车时,如果看到路上一块落石,他会第一个跳下车,“我来搬”!过去他多次和丙当村小组护林员木新荣一起巡山,用砍刀开路,啃干粮喝冷水睡防雨布。

  就连饭桌上,他也最忙。有了“过生日”的交情,他对记者亲热了许多,不停为记者夹菜。当记者准备为他夹菜时,他调侃道:“不要不要,你走后也没人给我服务,习惯了就麻烦了。”说完,顽皮地大笑。

  “阿角朋”

  相传,从前独龙人食不果腹。这时,一位叫“阿角朋”的巨人,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平整土地,收集山林间的野果等种子,沿独龙江河谷一路播撒,长出果实供人食用,自己最后累死,融入大地。

  “你像‘阿角朋’吗?”

  “不像,我要向他学!”“要说有,共产党和兄弟民族,才是我们独龙人的‘阿角朋’”。

  在他家的火塘边,他讲了自己的一次经历。1975年,一把火烧掉了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的许多房子,还有从附近5个县刚刚抢运进来的全部过冬物资。眼看大雪就要封山,冬天可怎么熬啊!许多人失声痛哭。

  接到报告后,党委政府立即组织抢运,干部、群众、军队紧急动员,骡马不够,就人背肩扛。

  “马上要下雪了,山路上全是运粮的人,连当时的州长、军分区司令和政委,每个人都分到了背粮的定额,大家打着火把翻越高黎贡山。”忆往事,“老县长”眼睛有点湿润,“相同的事,1992年又发生过一次。”

  “你说,共产党对独龙人好不好?共产党的干部好不好?”他凝视着记者,当然不是在等答案。

 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,党和政府整乡推进、整族帮扶战略实施,独龙江乡又发生巨变。峡谷里,一幢幢“别墅式”农家小院映入眼帘,私家车开上了柏油路,不少独龙人用上了手机,家里用上了宽带、电脑、太阳能热水器。“老县长”晃着手机说:“过去看报是月报,看刊是年刊,现在中央一决策,我们马上就能知道。”

  “老县长”情感丰富,喜欢写歌词。他曾写道:“丁香花儿开,满山牛羊壮,独龙腊卡的日子,比蜜甜来比花香。高黎贡山高,独龙江水长,共产党的恩情,比山高来比水长。”

  ……

  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不同,对幸福快乐的体验也不同。在告别独龙江时,看着眼前这位送别的老人,记者联想到,虽然他比实际年龄苍老,身躯不再挺拔,但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,一位当代“阿角朋”。(记者周亮、王长山、崔清新、王思北)

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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